国际私法及程序法、欧洲私法及程序法、外国私法及程序法。

商人的要求千变万化，不可能事先预测，也不可能在法学院中学习(更没有这个必要)。  五、法学院的课程体系改革 (一)对法学本科课程体系的基本设想：理想模式 根据与何老师相同的理念，并基于上文的观点，笔者主张设置一种六年制的本硕连读学制。

何老师说，执业内容愈复杂，法律理论愈重要。See Laura I. Appleman,supra note 51，at 275—277，292—296.只不过，在美国，当时无法对高中教育进行类似德国的改革，才只能将通识教育的要求放在大学本科阶段。关键仍然是扎实的基础知识。具体而言，笔者建议：除了法理学(内容包括法哲学)外，还应单独开设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课程作为必修课。这种思维方式被很自然地带到大学，再加上教师大多以传授既有的知识为己任，高中式的教育模式就得以延续了。

[64]当然，讲授课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应当适当引入课堂问答和小规模讨论。李中原：关于民法案例教学的两种模式的思考，《公民与法》2011年第11期。人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恰恰是通过其财产获得发展，最明显的是通过拥有消费品而获得发展。

其中，自然人被假定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应该理解为主要依赖法律赋予。[xxxii]这就意味着在超出国家范围的更大领域来矫正社会差异，更大程度上实现实质公平。但是，这种普遍的人格平等仍需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扩大自己的范围。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缓和市场造成的身份差异。

并且，两者之间功能互补，从不同方面满足个人生活与社会秩序需要。人格平等为身份区分提供了基础，身份差异则体现了进一步的组织成果，身份差异塑造了人格平等的范围和内容，表现为地位、支配权、利益份额。

人格平等为身份差异设置了限制，实现了特定领域身份差异的超越，导致特定身份差异的功能单纯化，改变了固有身份关系的内容。  三、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的价值衡量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存在各自固有的功能优势领域，在这个领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超出特定的领域就不具备合理性。现代宪法一般均规定保障健康权、劳动权、个人及家庭发展权、物质帮助权等社会权利。有些依据自然事实形成的身份岗位与当事人之间的捆绑程度较高，依据自然规律安排，不存在身份竞争与互换问题，这种身份安排本身也不损害人格平等。

德国民法通过权利能力制度从技术上将社会组织与自然人整合为民事主体。认为个人应该将自己理解为是从属于两个共同体的：一是特定的城邦或国家，一是人类。[xvii]因为政治对于人们的生活进行宏观的安排，确定社会的基本利益结构，这些关系一般由公法安排。在两种制度并存并各自发挥功能的情况下，应该重点研究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如何进行协调。

反之，是否拥有特定的身份又可以成为确定是否享有人格的依据，学者普遍认为近代以前的人格为身份人格，即身份区分成为确定人格状态的标准。如果人格这种资格一部分人拥有而另一部分人缺乏，那么，就存在一部分人在法律上被当作人对待而另一部分人在法律上不被当作人对待的区别。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领域是政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间接受到影响。同时，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并且像其他人类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能被理解。

如果要追求实质上的人格平等，就要针对现实中处处存在的身份差异作出回应，对于强势身份进行约束，对于弱势身份进行扶助，可见，实质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的实现需要通过身份差异。1．人格平等的存在状态与基本功能 在近代西方语境中理解人格平等，离不开两个基本的领域：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固然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人际关系普遍的‘身份化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均不具有无条件的合理性，当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研究两者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可以接受自由、效率、公平等价值衡量。[xxix]所以，在自由领域，人格平等提供了基础保障，身份差异提供了实现形式。[viii]在中国，有学者将身份化归结为中国古代社会停滞的原因。

公民权是载入法律的，是一种法律担保。社会保障对于身份差异作出制度性弥补。

另一部分，就是通常所指的社会援助。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世不平等一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

正是因为认识到社会发展需要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过多地强加在弱势群体身上，所以需要通过甄别身份差异，重视自然人公民等基本保障身份，矫正利益失衡。例如，在美国普通法中，传统侵权法中对家庭内的侵权免责。

以上这些观点均解释了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有其深刻独到之处，但是，对于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关系的把握仍然有失偏颇。[v]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0页。在这些情形中，自由的重要性远不及身份关系所提供的依赖，与身份依赖所伴生的身份限制也是必须的。自主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如没有以国家的手段来排除障碍是不能成立的。

[liv]所以，中世纪无法形成普遍的人格平等。[xxv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0页。

[lix]而在公司中，人格的展开受到充分的限制，在公司组织框架中，只认身份不认人格，由于当事人依据身份职权职责行为，获得了生产秩序和生产效率。[lx]恩靳·F．伊辛，布雷恩·S．特纳《公民权研究导论》，载恩靳·F．伊辛，布雷恩·S．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德国总理施罗德周末外出，属于私人活动，驾驶自己的破旧的私人轿车，保镖执行保卫公务，开豪华轿车护卫，这种现象就是不同身份之间的界限分明，国家政治领导人在执行公务时拥有优越的身份地位，在市民社会生活中是作为私的人、居民、公民身份存在，与其他人人格平等。剥离身份差异，平等只能退缩到形式平等、抽象平等的虚幻空间。

2．效率领域中的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均能够通过特定的机制促进效率，也在特定的条件下损害效率。在人格平等要求中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是否讲究身份，而是在于保证身份流动与防止身份转换的僵化。身份差异中的人格平等表现为同一基本保障身份上的平等。[lv] [瑞士]胜雅律：《从有限的人权概念到普遍的人权概念——人权的两个阶段》，载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xliii] 同质个人形成身份差异者在市民社会中的行为前提。[lxi]   注释: [i]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新西兰总理周末上街买菜，商人不会因为交易对象为总理而提供优惠，公众也不会因为超市中出现总理而围观、欢呼。公平与更大的不平等共存的观点也通过观察到收入水平越来越取决于教育、贡献和能力等方面的水平这个事实得以证明。

自由这种人权是作为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这些境遇性的权利建基在清楚的、合乎情理的条件之上。